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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刚 | 再出发:弘扬古田精神的重大现实意义——纪念建军90周年之进行群众路线教育的最好教科书(一、二、三)

2017-08-12 11:35栏目:汉唐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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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1929年12月,毛泽东同志为在福建上杭县古田镇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所写的决议,即《古田会议决议》,是思想上建党、政治上建军的纲领性文献。古田,因人民军队在此定型、政治工作在此奠基而名扬天下。

 

  85年后的2014年金秋,习近平同志亲自决策在古田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对强军兴军作出新的部署,全军重整行装从古田再出发,沿着古田会议指引的方向砥砺前行。

 

  2017年5月24日在海军党代会上,习近平强调深入贯彻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扎实开展主题教育活动,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切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全面彻底肃清郭伯雄、徐才厚流毒影响。

 

  在纪念建军90周年、贯彻新古田会议精神三年、军队建设进入强军兴军新阶段的情况下,回过头看弘扬古田精神,的确有着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本系列文章共分三篇连载,此为第一篇。

 

  再出发:弘扬古田精神的重大现实意义——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系列谈之一进行群众路线教育的最好教科书

 

  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之一,是我们党战胜内外敌人的根本路线。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领导我们进行的这场伟大斗争,离不开这条根本路线。《古田会议决议》的产生过程,本身就是群众路线教育的生动教材。

 

  《古田会议决议》指出:党的工作要“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路线去执行。”

 

  这是第一次在党的决议中出现“群众路线”的概念。

 

  《古田会议决议》能明确提出“群众路线”是历史的必然。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建立起来的,坚持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群众观点是党的根本观点。读着《共产党宣言》参加革命的共产党人,都知道共产主义运动是绝大多数人参加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

 

  党在早期的活动虽无“群众路线”之名,但有“群众路线”之实。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第一次大革命中,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组织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党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发动了南昌、秋收、广州等起义,进入了人民军队的创建时期。建什么样的军队、怎么建,成了急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从南昌起义到古田会议的881天,参加创建军队的一线共产党人都是亲身实践者,经验总结是从群众中来的。

 

  毛泽东在领导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井冈山途中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成为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开端。三湾改编之所以成功,是毛泽东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结果。

 

  当时部队严重减员,由起义时的5000人只剩下不足1000人,面临溃散的境地。脚化了脓的毛泽东,手拄拐棍、头戴竹笠,一瘸一拐地走在队伍中。他在和基层官兵同吃同住同行军中调查研究,了解各方面情况,并且问得很详细,如官长的思想动向怎么样?士兵们都有哪些想法?战斗情绪如何?生病的多不多?等等。既鼓舞了士气,又有了第一手的材料。

 

  几天下来,毛泽东找到了军心严重不稳的原因,除了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使一些急于革命胜利的官兵失望、部分参加暴动的当地工农赤卫队员不愿远离家乡外,部队凝聚不起来是由于起义队伍虽然形式上已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帜,叫工农革命军,很多指挥员都是共产党员,但沿袭的仍是国民革命军的编制体制和管理办法,从本质上说,还是一支旧军队。支部设在团上,又是机关性质,不能直接掌握和领导部队;连以上设党代表,仍是旧的职能,与军事长官矛盾重重,形不成领导核心;旧军队的陋习依然存在,一切靠长官管理,随意打骂体罚士兵,官兵关系相当紧张。从根本上讲旧军队是雇佣制,靠的是金钱待遇。

 

  共产党领导的新军队,干革命要靠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而马克思主义不可能自发地在工农中产生,要靠思想政治工作去教育和灌输。离开了强有力的政治工作,部队在顺利时还可以,一遇到挫折便成一盘散沙。特别是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更容易离散。

 

  毛泽东将自己的分析跟基层干部宛希先、张子清、何长工、罗荣桓等进行交流,就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统一了思想,决心改造这支部队。

 

  到达三湾的当晚,毛泽东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分析部队存在的问题,围绕凝聚军心、稳定部队、鼓舞士气研究解决的办法。毛泽东说,现在是官多兵少,枪多人少,不利于作战,因此要整编;要建立后方,放下担子,轻装上阵。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部队进行改编,除了将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外,主要实行了在连队建立党支部和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两项新制度。 “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小组;营、团建立党委;整个部队由前敌委员会领导。连以上设党代表,同级党组织的书记由党代表担任,拥有与军事长官同等的权力,负责党务,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协助军事长官管理和指挥部队。重大问题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党委制和党代表制,基本构成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保证体系,奠定了党领导军队的根基。

 

  后来,毛泽东总结经验说:“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连队党支部承上启下,就像一个人一样,不但有了头而且有了手和脚,不但有了心脏、大动脉,而且有了毛细血管和神经细胞。紧急关头,共产党员喊出的“跟我上”,与国民党员的“给我上”,仅一字之差,却是天壤之别。

 

  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制度。反对军阀主义,规定:“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为了保障士兵的政治地位和民主权利,各级士兵委员会由士兵选举产生。士兵委员会是士兵的群众组织,监督部队的经济开支,参与伙食管理,同时兼做思想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军官做错了事,士兵委员会可以提出批评以至处分。军队内部民主制度的实行,彻底摧垮了旧军队中官兵严重对立的积弊,确立了官兵同为阶级兄弟的新型官兵关系,没有军衔、没有军饷,同穿草鞋、同吃红米饭、同喝南瓜汤、同发伙食尾子,官兵平等激发出了空前的潜能和战斗力。

 

  毛泽东后来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

 

  三湾改编后,毛泽东率领不足800人的部队上了井冈山。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中,毛泽东从人民军队宗旨性质和部队的实际出发,先是针对偷吃老百姓红薯制定了三大纪律,后针对部队攻占了遂川县城时强买强卖制定了六项注意,后来又发展规范而成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旧军队的纪律,重在强迫士兵服从军官,很少涉及军民关系,派兵虐民时有发生。是“当官欺负当兵的,当兵的欺负老百姓”。而红军的纪律,不仅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而且首创了军队的群众纪律,成为军民联系的桥梁与纽带。毛泽东还针对部队存在的单纯军事倾向,明确提出部队必须执行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改变了旧军队只管打仗的职能,从军队的性质和宗旨的高度,进一步划清了人民军队与旧军队的界线。1928年4月,朱德、毛泽东井冈山会师,三湾改编后确立的新军制在红四军实行。

 

  毛泽东曾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领导方法归结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在新型人民军队的建设过程中,毛泽东用的就是这一方法。

 

  伴随着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系统工程的不断深入,红四军内部与旧观念决裂的阵痛越来越猛烈。这种自我的思想革命,既是一场深刻的斗争,又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党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和盲动主义残余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在滋长。1929年5月,当刘安恭到红四军担任临时军委书记后,向党争兵权,引发了关于建军原则的大争论。作为红四军党的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曾力图纠正这些错误的思想倾向。但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红四军党内在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创建根据地、实行民主集中等原则问题上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红四军党的“七大”上毛泽东的正确观点没有被大多数人接受,前委书记以一票之差落选 。

 

  古田会议前,陈毅带回了在周恩来主持下由他执笔,以中央的名义给红四军的指示信(“中央九月来信”)。对红四军中存在的各种意见分歧一一进行了剖析,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强调由毛泽东继续担任前委书记。毛泽东、朱德、陈毅各自做了自我批评,三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照说,红四军内这场关于建军原则的争论可以画上句号了。但毛泽东深知,七大上的争论虽然与几位领导有关,引起争论的刘安恭也已经牺牲了,但错误思想并不是凭空而来的,有它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只有摸清其来龙去脉以及找到解决的办法,才能形成正确的决议,才有针对性、权威性。因此,毛泽东在前委扩大会上提议部队整训,在整训期间进行调查研究,为起草决议作准备。

 

  毛泽东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开基层官兵座谈会,掌握第一手资料,把实际斗争的经验教训加以总结,上升到理论高度。陈毅协助毛泽东拟定了主要了解非无产阶级思想、党的组织、党内教育、红军宣传工作、士兵政治训练、废止肉刑、优待俘虏兵、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等17个问题,分别召开座谈会,摆表现,查原因,找出纠正和解决的办法。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一原则,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不习惯,旧军队过来的人更不习惯。红军中一切权力归党,军事主官只有按党的要求下命令才有效,权力受到很大制约。军事主官与党代表平级,而党代表又是党的书记,于是旧军队来的人感到受了委屈。有人提出要政治部对内,只做教育党员群众的工作,从而取其领导机关的地位而变为指导机关。还有的人把旧军队打骂体罚士兵的一套带到了红军。有个团专用枪毙逃兵的办法巩固部队,行军前枪毙示众,结果越逃越多。这件事后来作为反面典型写上古田会议决议。对于要不要农村根据地、搞土地革命,很多人也有不同想法。军队就是打仗的,还搞什么根据地建设,发动群众搞土地革命?建立政权,麻烦不说,而且在农村又特别艰苦,缺吃少穿,不如打城市痛快,打下来了可以大吃大喝,有些有恶习的人还可以乘机放纵自己。这就是流寇思想的土壤。在毛泽东召集的座谈会上,连队党代表们向他反映了许多方面问题的生动例子。

 

  毛泽东在广泛座谈了解情况的基础上,写出决议的初稿。他又将决议初稿拿到基层开座谈会,逐条逐段地讨论修改。座谈中,毛泽东鼓励战士讲真话,有一次他把“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党的组织、党内教育、废止肉刑”等八个专题,交与会同志讨论。可是发言并不热烈。原来是一些同志受军阀主义残余影响较深,思想顾虑很大,都不敢发言。他便循循善诱,说:“肉刑要不要废止?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三纵队八支队有个官长最爱打人,结果呢?不但传令兵、伙夫跑了,连军需上士、副官也跑了。”“特务支队三大队有个叫萧文成的,临走时还留下一封信,说他不是反革命,是因为官长压人,才被迫跑掉。大家看看,肉刑不废止,我们能不能打胜仗?革命能不能成功?”这一启发,大家打开了话匣子。有的摆红四军内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有的分析错误思想的根源,有的指出危害性和纠正办法。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讨论得又热烈、又深入。

 

  《古田会议决议》是继三湾改编后,又一次从群众来,再到群众中去而形成的光辉文献。说古田会议是人民军队的鉴定会、定型会,这个鉴定、定型首先是群众作出的。可以说,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成就了《古田会议决议》的不朽之作,回答了“如何把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绝大多数的党和军队无产阶级化”,这一当时的共产国际和党中央都未能回答的一个大问题。

 

  古田会议后,红四军通过走群众路线来学习贯彻决议精神,群众威信高反映好的干部,如罗荣桓等得到破格提拔,充实到连营团各级班子,党的思想政治领导得到加强。针对部队存在的问题,各支部先在党内按决议逐条对照检查。对有抵触情绪的人,大家用决议的精神批评帮助。支部检查后向全连公布,再让大家一起对照检查,把问题摆出来,根源挖出来,然后纠正过来。赌博、打骂士兵、枪毙逃兵等痼疾都在民主讨论和民主评议中很快得到了克服。连最难克服的单纯军事观点,经对照决议反复教育,反流寇思想后,官兵把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统一了起来。

 

  罗荣桓亲自带队做群众工作给部队示范,总结出群众工作“七部曲”:第一步,分发土豪谷物给贫雇农以发动群众;第二步,进行口头和文字宣传、召开群众大会宣传群众;第三步,建立工会、农会以组织群众;第四步,组织赤卫队以武装群众;第五步,建立党的支部或区委以领导群众;第六步,举办群众领袖、党的干部训练班以训练群众;第七步,分配土地,建立工农民主政权。靠这“七部曲”搞活了群众工作,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部队不但士气高昂了,而且加深了对“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认识。

 

  如今,第二次古田会议召开近三年了,习近平主席就贯彻落实新古田会议精神反复作了指示提了要求,军队“脖子”以下的改革正在紧锣密鼓的实施之中,总体架构自上而下已基本完成,从古田再出发迈开步子已刻不容缓。我们要像当年罗荣桓贯彻《古田会议决议》那样,紧紧依靠基层官兵,深刻认识基层官兵是改革的真正执行者,多听听群众的真话实话心声呼声,调动群众的内在动力,把群众中蕴藏的智慧和力量激发出来,真正深入贯彻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强军兴军的系列指示精神,全面彻底肃清郭伯雄、徐才厚流毒影响,扎扎实实开展主题教育活动,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切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铭记光辉历史 ,传承红色基因,转变思想铸牢军魂,沿着古田会议指引的方向胜利前进!


 

再出发:弘扬古田精神的重大现实意义——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系列谈之二抵制“军队非政治化”的锐力武器

 

  近年来,境内外敌对势力千方百计对我军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极力鼓吹“军队非政治化”,直接危及着国家的安全,说什么军队要同政治分开,“军队应当保持中立”,“军人要不干预政治”,不代表或支持任何一种政治观点、任何一个政治党派。一些年轻官兵不知表里,容易上当受骗。新形势下弘扬古田精神,学习贯彻《古田会议决议》,就能更好地抵制“军队非政治化”的图谋,肃清郭徐流毒和影响,确保人民军队的政治本色。

 

  《古田会议决议》作为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纲领,奠定了我军政治本色的基础。决议的八个部分都是围绕着政治建军展开。政治意识、政治观念、政治水平、政治任务、政治化等与政治有关的语句随处可见。我军的政治教育、政治动员、政治工作、政治思想建设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渊源。我们经常讲的古田寻根,寻的就是政治建军这个根。

 

  自古以来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战争,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军队从来都是从属于一定政治集团,可军人特别是士兵,又以不懂或少懂政治为要。由“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变成了“兵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当兵吃粮,拿钱卖命。共产党领导闹革命,彻底改变了这一愚民、愚兵政策。毛泽东在三湾改编中,政治建军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废除了雇佣制,实行民主主义,官兵政治平等,“长官不是剥削阶级,士兵也不是被剥削阶级”。

 

  正如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所说,“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充分显示了政治建军的重大作用。

 

  《古田会议决议》总结了红军建设的经验,政治建军更加系统化、理论化了。在纠正“单纯军事观点”中,批判了“认为军事政治二者是对立的,不承认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的错误思想,指出,“以为红军的任务也和白军相仿佛,只是单纯地打仗的。不知道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只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集中概括了我军的性质宗旨,也把军队的思想政治建设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弘扬古田会议精神,学习贯彻《古田会议决议》,认真领会“红军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的深刻含义,可以清楚地看到敌对势力鼓吹的“军队非政治化”,其实质是企图“化”掉我军人民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化”掉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把我军“化”入资产阶级政治之中。因为任何军队都只能在一定的阶级、政党或政治集团领导之下,为一定的阶级利益、政治目的服务。超阶级、超政治的军队是不存在的。剥削阶级的军队是剥削阶级和政治集团的工具,人民的军队则是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工具。所不同的是,使军队不问政治,让军人当炮灰,体现的是剥削阶级的政治;军队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军人懂得为什么打仗,体现的是无产阶级的政治。一些西方国家军队的“中立”、“非政治化”是骗人的。

 

  列宁早就指出:“使军队不问政治,这是资产阶级和沙皇政府的伪善的奴仆们的口号,实际上他们一向都把军队拖入反动的政治中,把俄国士兵变成黑帮的奴仆和警察的帮凶。”

 

  事实也是这样,不管是两党还是多党执政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旦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政治统治受到威胁需要动用军队时,没有一个国家的军队“中立”,都毫无例外的被卷入政治斗争,充当镇压劳动人民的工具。我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性质的人民军队,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主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我军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这一性质决定了军队必须始终不渝地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忠于社会主义。这就是我军最高、最根本的政治。政治建军是我军优良传统的精髓。89年“六a四a风a波”后,邓小平讲军队在政治上合格,西方敌对势力则发出了搞自由化“连解放军的一个连也抓不住” 的感叹,一声哀鸣,宣告了“军队非政治化”的破产。

 

  习近平主席在三年前新古田会议的讲话中,对“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继承光荣传统,传承红色基因,提出了新的要求,指出了军队存在的10个问题,和恢复政治工作光荣传统的11个方面,振聋发聩,是30多年来对军队最严厉的批评,给全军各级干部,特别是高中级干部极大的思想震动。

 

  习近平主席讲,历史上多少战功卓著的军队,都是被腐败搞垮的。新时期、新阶段,要从根本上战胜“军队非政治化”的图谋,必须全面彻底肃清郭徐流毒。郭伯雄、徐才厚,把持经营军队十几年,任人唯亲、任人唯钱,大搞权钱交易、买官卖官,潜规则盛行甚至明码标价,把军队搞成了一个大卖场,对官兵的“三观”造成了严重冲击,极大地影响了部队的“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对敌对势力搞“军队非政治化”起到了里应外合的作用。徐才厚创造了一个几十年没有提过一个反对意见、没讲过一句真话的记录,这样的人主持全军的政治工作,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奢靡之风能不盛行?一个不讲真话、不听真话的领导,怎么能出好主意、用好干部?一个最没有思想的人升到这样的高位,能抓什么部队的思想政治建设?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没有灵魂的人主持全军的政治工作,对政治建军的破坏之大是不言而喻的。郭徐严重破坏了我军干部选拨制度,致使那些听党话、跟党走、能打仗、德才兼备的人得不到重用,被转业、被退休、被边缘化;郭徐卖官之毒最深,一些吹吹拍拍、拉拉扯扯、缺德少才的人扶摇直上、盘踞高位,致使肉食者鄙,鄙了又鄙,更有甚者,反腐下去的是郭徐的人上来还是郭徐的人,这些人还在继续负隅顽抗,树倒猢狲不但不散而且抱得更紧了;郭徐严重破坏军队的优良传统,弄虚作假,颠倒是非,搞乱了官兵思想,把雄狮劲旅搞得失去了血性,等等。使军队面临着深刻严重的危机。

 

  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主持召开的老古田会议和习近平主持召开的新古田会议都是人民军队的重生,再怎么高度评价都不过分。

 

  从古田再出发,实现政治建军、重铸军魂,关键是肃清郭徐的流毒和影响。肃清郭徐流毒影响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从组织上纯洁干部队伍是关键的一着,也是政治建军的根本保证。凡是跟郭徐有牵连和靠买官卖官走上岗位的,不管职务高低一律清理,才能改变受益的继续受益、受害的继续受害的严重局面;要打破用人的旧思路,实行老中青三结合,打破年龄台阶学历经历的旧框框,不拘一格降人才,把那些真正忠诚于党的好干部用起来,才有人去真正肃清流毒,人民军队的军魂才能归来。

 

  今年5月24日在海军党代会上,习近平主席又一次强调深入贯彻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扎实开展主题教育活动,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切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全面彻底肃清郭伯雄、徐才厚流毒影响。

 

  无数事实告诉我们组织上清理搞不彻底,全面彻底肃清郭伯雄、徐才厚流毒影响是不可能的;郭伯雄、徐才厚流毒影响不能全面彻底肃清,政治建军就悬在空中;政治建军不落实,军改的成果不但不能巩固发展,甚至有可能丧失。现在一些单位忠诚挂在嘴上,贯彻系列指示写在纸上,说的是重塑融合,实则割裂隔断光荣传统;说的是再出发,实则没有迈开迈大前进的步子;说的是清查清理,实则应付对付,在一些人心中郭徐的人不臭,是拿下郭徐影响了军队的威信,甚至觉得肃郭徐流毒理不直气不壮,以至于反郭徐之流的人依然不能挺胸抬头;思想没变,环境没变,人,还是那些人,环境还是那个环境,东风难吹到、“雾霾”难散去,肃清郭徐流毒何其难,政治建军何其难。但再难,只要真正按照古田会议指引的方向前进,就能刮骨疗毒、舒筋活血、重铸军魂,强军强心,就能提高官兵的政治素质和思想觉悟。

 

  《古田会议决议》作为“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纲领,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营养,基本精神在今天是完全适用的,其中很多内容还有很强的针对性。

 

  如“士兵政治训练问题”,要求“很艺术的编制课本作对士兵的训练”,内容包括了“目前政治分析及红军的任务与计划”、“三条纪律建设的理由”、“怎样做群众工作”、“各种偏向之纠正”、“革命的目前阶段和他的前途”、“红军白军比较”、“共产党国民党的比较”、“革命故事”、“社会进化故事”、“革命歌”等19种材料;提出了“‘上政治课’、‘怎样作俘虏兵及新兵的教育’、‘个别谈话’”等士兵政治训练的八种方法。这些内容和方法结合新的形势、新的情况拿过来或稍加改进,就能取得部队政治教育的良好效果。

 

  像“教授法”中的“启发式(废止注入式)、由近及远、由浅入深、说话通俗化(新名词要释俗)说话要明白、说话要有趣味、以姿势助说话、后次复习前次的概念、要提纲、干部班要用讨论式”等10种教学方式,一点也没有过时。我们在利用现代化手段教学授课的同时,借鉴《古田会议决议》中的“教授法”,对于改变政治教育中普遍存在的由“我讲你听、我打你通”造成的逆反心理,提高政治教育的效益会有很大的帮助。

 

  只要青年官兵的政治意识增强了、政治水平提高了,军队的基础工程牢固了,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军队的性质宗旨才不会改变,“军队非政治化”的图谋就永远无法得逞,听党指挥也就建立在了高度自觉的基础上,“军队非党化”、“军队国家化”也就不攻自破,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也就落在了实处。深刻把握“五千年的优秀文化不要搞丢了,老前辈确立的正确政治制度不要搞坏了,老祖宗留下来的地盘不要搞小了”的政治内涵,真正做到从老古田会议到新古田会议,思想建党、政治建军一脉相承,人民军队就永远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人民也就永远有了自己的一切。



再出发:弘扬古田精神的重大现实意义——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系列谈之三实现强军兴军目标的根本保证

 

  习近平提出了,“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的强军兴军目标,弘扬古田精神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政治保证。

 

  《古田会议决议》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总结了建军两年多红军中的共产党和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的经验写成的。这个决议使红军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将一切旧式军队的影响都肃清了。这个决议不但在红军第四军实行了,后来各部分红军都先后不等地照此做了,这样就使整个中国红军完全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九十年来,人民军队中的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有广大的发展和创造,现在的面貌和过去不大相同了,但是基本的路线还是这个决议的路线。关于古田会议的历史贡献,党的几代领导核心均有论述。我们一直沿着古田会议指引的方向走来。弄清来路,才知去路。灭其国去其史,毁其军断其魂。我们要战胜前进路上的艰难险阻,实现强军兴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就要高扬古田之魂,继续沿着古田会议指引的方向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

 

  第一,弘扬古田精神是强军兴军目标的政治要求

 

  孙中山说,政者,民众之事也。政治就是国家的事、民众的事。强军梦是强国梦的主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强国梦的支撑,军队的目标任务与党的目标任务、富国与强军的一致性决定了军队发展必须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这就是强军兴军目标的政治性。

 

  古田会议后,贯彻《古田会议决议》精神,强调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解决了“听谁指挥、怎样指挥”的问题,通过克服党内各种错误思想,加强党的思想政治领导,保证了部队政治建军的方向。

 

  关于党要不要领导军事工作、能不能领导军事工作的争论,实质上是党要不要领导军队的重大问题。“个人领导,还是党的领导?”个人领导就要导致枪指挥党,走上国民党军阀的道路,有枪就是草头王,欺压掠夺老百姓;党的领导就是坚持党指挥枪,承认山头、不搞山头,搞五湖四海,保持人民军队为人民的性质。

 

  毛泽东1965年在重上井冈山时讲到,为什么古田会议已经解决的问题,现在又迷糊了。军队里有要闹事的,历史上也经常有闹事的。闹乱子最大的是张国焘。闹来闹去,问题的本质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顺着这个话往下说,30多年来闹乱子最大的是郭伯雄徐才厚,表现是巨贪大腐,违犯了政治纪律、政治规矩,违抗军委主席负责制,问题的本质仍然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军事从属于政治,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强军兴军目标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党的历史任务、国家战略目标,军事力量发展和运用必须为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为前提。

 

  现在,我们面临着复杂的政治形势,生存安全问题和发展安全问题、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天下很不太平,国际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我国周边特别是海上和中印边境方向安全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大,存在着现实和潜在的战争威胁;国内分裂势力活动频繁,恐怖事件时有发生,各种社会矛盾交叉,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尖锐激烈;军队内部,年轻一代官兵对我军的历史传统缺乏深刻认识和切身感受,部分人员政治意识、党性观念淡化。

 

  强军兴军目标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弘扬古田会议精神,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证部队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不但通过党委的核心作用、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党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制来实现,而且通过思想政治领导,坚定全体官兵的政治信念、靠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强大的精神支撑来实现,人民军队的每一个成员都要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是最大的政治。

 

  在我军的历史上没有一支成建制的连以上部队被策反、被拉走。张国焘叛党连警卫员都带不走。充分显示了对共产主义信仰转化为绝对忠诚的巨大力量。而国民党部队,整个解放战争中投降起义177万人,其中将军有273人之多。张学良说,国民党军败在没有信仰,一语中的。

 

  第二,弘扬古田精神是强军兴军目标的价值要求

 

  强军兴军目标以维护和实现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价值追求,弘扬古田精神完全符合这一要求。

 

  《古田会议决议》鲜明提出了我军性质和基本任务的重要思想,集中解决了“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到底应当是一支什么性质的军队?当时有些人认识不清。个别人甚至认为红军同白军一样,都是当兵打仗、走州过府,都要吃喝玩乐。

 

  贯彻《古田会议决议》精神,针对农民意识对于中国革命负面影响的深层次问题提出了有效的解决办法。既消除了非无产阶级意识在党内的影响,也通过教育将革命意识的基因注入到农民意识中,使一支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建立起了“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

 

  农民意识、小资产阶级意识脱离了原有的社会属性,在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中得到质的提升,上升为与革命斗争相适应的主体意识,从而日趋形成为全新的社会价值观念。昔日不愿离家当兵的现象,变成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相争当子弟兵的场面。

 

  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受多种所有制并存、收入分配多样性的影响,兵员成份发生了深刻变化;军官来源渠道多,官兵学历跨度大、家庭收入差距大、个人阅历丰富,思想复杂多元;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对于社会价值取向造成的冲击,当兵为曲线就业、为跳龙门、为自己得到好处比较普遍,征兵难、征大学生兵难、征好兵难反映的是价值观的蜕变。这就更需要弘扬古田精神,把官兵的价值取向和强军兴军目标的价值取向相一致,自觉克服自私自利、个人主义,甘愿为国家、为人民无私奉献。

 

  我军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以劣胜优,能在漫漫两万五千里长征路上,从容自信不畏艰险;能在八年抗战中,浴血奋斗撑起民族的脊梁;能在三年解放战争中,消灭800万敌军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能在气多钢少的情况下,跨过鸭绿江将头号帝国主义打回三八线……我们这支军队能够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敌人所压倒,只要还有一个人也要战斗下去,就是因为古田会议指引着前进的方向,官兵有统一的目标。

 

  辽沈战役中的塔山阻击战,蒋介石的督战队用最好的冲锋枪在后面堵着集团冲锋,就是攻不下塔山阵地。眼睁睁地看着我军攻克锦州,对东北国民党军形成关门打狗之势。

 

  抗美援朝中的上甘岭战役,美军是“火海”加“人海”,就是占领不了不足3.7平方公里的阵地。双方围绕两个高地反复争夺, 战斗越打越惨烈,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每次易手就伴随着天翻地覆的炮战和天昏地暗的拼杀,整个上甘岭战役,敌我双方向仅3.7平方公里的地方,共发射(投掷)炮弹(炸弹)200余万发,(敌190余万发,我35万余发),两个高地削低了两米。志愿军第一次实现了与美军的火力对抗。

 

  正如毛主席所指出,“我取得如此胜利,除由于官兵勇敢、工事坚固、指挥得当、供应不缺外,炮火的猛烈和射击的准确实为制胜的要素”。如今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里,还陈列着一门参加过65年前上甘岭战役的日式九五野炮,这门“功劳炮”属于我原所在部队——炮九团八连七班。

 

  当年,八连七班在上甘岭战斗中,因炮打得准,对敌威胁大,遭敌报复性狂轰乱炸,火炮射口被炸塌12次,坑道内充满了烟雾尘埃,憋得喘不上气来。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不怕苦不怕死,机动灵活、英勇顽强,剧烈的炮声震得头昏耳鸣,听不见射击口令,班长王祥文就用手电和手势指挥;瞄准手李顺谦被瓦斯熏倒,用凉水浇醒后继续战斗;火炮弹壳退不出来,任其贤等同志就用手把弹壳抓出来,手烫起了泡全然不顾。陈旧的老炮打出了不凡的战绩。全班共参加射击95次,发射炮弹3600发,毙伤敌1400余人,击毁汽车2辆、火炮1门、机枪1挺。全班无一伤亡。战后,该班荣立集体特等功,并荣获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授予的“二级杀敌战斗英雄班”光荣称号。班长王祥文荣记一等功。

 

  志愿军在为期43天的上甘岭战役作战中,依托坑道和猛烈的炮火支援顽强抗击敌人的进攻,涌现出了38名与敌人同归于尽的英雄。阵地在与敌人的反复争夺中岿然屹立。志愿军最终以伤亡1.5万余人的代价,打死打伤2.5万余名敌人,守住了阵地,取得了战役的胜利。上甘岭成了美军的“伤心岭”。随着美军在上甘岭战役中的失败,杜鲁门连任落选黯然去职。上甘岭之战,使美军彻底失去了在正面战线发动进攻取胜的信心。上甘岭也成为抗美援朝的分水岭。此后,美军再未动用一次营以上规模兵力的进攻。

 

  65年后的今天,一些人还在探索揭秘上甘岭之战。战争是国力与国力的对抗、军力与军力的对抗,更是军心与军心的对抗。对垒的是血肉之躯,打的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弱国战胜强国,弱军战胜强敌,靠的是人的主动性创造性。人和武器的最佳结合出战斗力。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就是最强的战斗力。这就是“气多钢少”战胜“气少钢多”的秘密所在。

 

  毛主席在1962年中印边境反击战后赞扬作战部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两不怕”精神,1969年珍宝岛战役后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又一次说,“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习近平担任军委主席以来,反复强调“战斗精神”和“两不怕”精神,“新古田会议”上提出要 “把理想信念在全军牢固立起来,把党性原则在全军牢固立起来,把战斗力标准在全军牢固立起来,把政治工作威信在全军牢固立起来”四个带根本性的东西立起来,着力抓好“铸牢军魂、高中级干部管理、作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战斗精神培育、政治工作创新发展”五个方面的工作,培养新四有革命军人。在编制体制完成、装备武器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情况下,我们更应该不但要见物,而且要见人、见思想,实现高素质的人和现代化武器的最佳结合。这正是弘扬古田精神的要义所在。

 

  三,弘扬古田精神是强军兴军目标的实践要求

 

  目前,我军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强军兴军目标为军队发展提出了更高的标准。标准决定质量,质量是从奋斗中来的。实现强军兴军目标,说一千到一万,关键在干,不干半点马列主义也没有。

 

  《古田会议决议》不但为军队建设确立了很高的标准、明确了方向路线,而且非常具体实在,有很强的操作性。如为了保持党的队伍的纯洁性、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提出具体怎么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同时,厉行“整顿党的队伍,对于犯有政治错误、吃鸦片、发洋财、赌博等,且屡教不改的,不论干部与非干部一律清洗出党。”要求新发展的党员必须具备五个条件: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忠实、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没有发洋财的观念、不吃鸦片不赌博。

 

  毛泽东后来曾说:我们这支军队为什么成为新型的军队,就是在改造旧中国的同时,也改造我们自己。人的思想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红军中的不少干部原来是旧军官,一个月拿不少大洋,后来不是心甘情愿和士兵一样嘛?关键还是要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才能官兵一致。

 

  古田会议精神告诉我们,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在实践中改造客观世界,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实现强军兴军目标也是如此。要按习近平主席讲的“要打造强军文化,巩固部队思想文化阵地,坚定官兵革命意志、升华官兵思想境界、纯洁官兵道德情操,引导他们努力成长为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党员干部要时刻不忘“组织上入党一生一次,思想上入党一生一世”,“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当普通的人,“肩上有军衔,心中无等级”,政治平等保持士兵本色;当特殊的人,在努力工作、英勇作战、执行命令、遵守纪律、学习团结等各方面起先锋模范作用,在“跟我上”“向我看齐”中做好样子以上率下,凝聚军心鼓舞士气,身正令行带好部队。年青士兵要时刻不忘“战士责任重”,肩负起祖国和人民忠诚卫士的历史使命,生龙活虎朝气蓬勃,英勇顽强不怕困难,严守纪律令行禁止,敢于牺牲无私奉献,再树“最可爱的人”光辉形象。

 

  在强军兴军目标的实践中弘扬古田精神,就是要求各单位结合自己的实际、针对具体问题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不会做的,看看《古田会议决议》是怎么写的,毛主席习主席是怎么讲的。要重新学习“纠正党内错误思想”,要原原本本地对习主席在新古田会议上的讲话精神进行再贯彻再学习。在部队调整完毕后,应静下心安下神,依据习主席提出10个问题和光荣传统11条进行认真的对照检查反思,有条件的军以上单位可组织宣讲团对新老古田会议精神进行深入解读,要联系强军实际理解精神实质,各单位结合实际越紧、针对性越强,取得的成效就越大。

 

  如听党指挥,就是要拿出怎样确保部队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的可行措施;能打胜仗,就是要怎样做到确保部队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怎样真正树起战斗力标准,而不是消极保安全;作风优良就是要有保持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具体办法,坚持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就不能在军官服役法、三大条令之外搞土法规土政策。既要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作风上全面彻底肃清郭徐的流毒和影响,又要敢于树起那些讲真话坚持真理正义与郭徐之流作斗争的正面典型,鼓舞军心士气强化正能量,真正把郭伯雄徐才厚给党和军队建设造成的损失补回来。

 

  在强军兴军目标的实践中弘扬古田精神,就是要求全体官兵既当主人公又当主人翁。当主人公,就是强调当第一主要角色;当主人翁,就是以当家作主的态度参加强军目标的实践。不会调动、发挥群众的积极性,请看看《古田会议决议》是怎样让群众参与制定,又怎样让群众参与贯彻执行。要认清强军兴军目标不只是上级的事、领导的事、机关的事,更是自己的事。要下决心改变意识形态领域和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的“上级重视体现在嘴上,中间落实都在会议中,末端也就是体现在笔记本里”的问题。牢固确立强军目标的实践人人有可为、人人有作为、人人能作为,要当有心人、不当局外人。要像焦裕禄、雷锋那样处处树立高标准,以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在工作岗位上充分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努力提高工作效率,积极完成各项任务;自觉遵守军纪法规和各项制度;爱护公共财物,勤俭练兵;等等。把实现强军目标的过程变成官兵觉悟、水平能力共同提高的过程。基层坚强有力、官兵素质全面过硬了,战斗力就会倍增,政治建军、改革强军、依法治军就能取得突破性成效,建设一流军队也就落地有声了。

 

  在十九大即将召开的前夕,我们重温古田会议精神就是要不忘初心,服从核心、维护核心,坚信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一定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关键时期,在事关党和国家事业继往开来,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事关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问题上,提出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行动纲领,率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高举马列主义大旗、走社会主义道路、以斗志昂扬的精神状态、担负伟大的历史使命、实现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让中华民族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做出较大贡献。

 

  从老古田会议到新古田会议,从毛泽东到习近平,“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大旗高高举起,我军步子更稳,方向更明,照此路走下去,人民军队定能百战不殆,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新老古田会议精神永放光芒!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原创】来源:昆仑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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